第二天，总部叫了岳维贤过去。在总部，岳维贤看到刚刚下飞机的老王，顿时大吃一惊。不过，很快就明白过来了。自己提的这个项目，实在是太过大了，总部要慎重又慎重，很难下决心。
总部的领导，先跟老王谈了半天，然后再叫岳维贤进去。这次，领导只问了两个问题：“机会有多大，有危险吗？”
“成功的机会有一半，但一旦成功，其后果是无法估量的。这个项目，绝对没有危险。我在华尔街干了那么久，深知华尔街的第一定律：有钱赚的事，就是好事。能赚钱的人，就是能人。我现在是帮他们赚钱，还有什么危险呢？”岳维贤很自信地回答。
就这样，总部批准了岳维贤的计划。与此同时，总部还要求老王和岳维贤，尽快查明第十一个套数字化装甲师装备的去向。
美国呈经向印度，出售了十套数字化装甲师的完整装备。但是，岳维贤和老王，在认真核查了生产这些装备及零部件的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之后，却惊奇地发现，美国这段时间所生产出来的数字化装甲师全套装备，不是十套，而是十一套。那么多出的一套装备，到底去了那里呢？
这是一个迷！一个解不开的迷!
当年，为了解开这个迷，岳维贤和老王，搞尽脑汁，想尽办法，也查不出来。最后，只能作为悬案，汇报给家里。今天，家里重提这件事，说明家里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，也说明战争的确逼近眉捷了。
一回到家，岳维贤就立刻上网，订了当晚去香港的高铁票。临走前，岳维贤不放心铃铃，这个单纯的小女孩。她的父母都在成都，北京没有一个亲戚朋友。于是，他打电话给铃铃，跟她说了一大通。最后，岳维贤对铃铃说，如果有问题，就去找欧珠。
当岳维贤坐上高铁之后，发觉座位非常舒适，跟飞机座位没有区别。列车开出后，虽然以三百五十公里的速度飞驰，但在静静的车厢内，没有半点杂音，没有半点震动，跟在自己的睡房，没有半点区别。岳维贤一下子就进入梦中了。
第二天早上，来到香港之后，岳维贤就跟约好的雷蒙，一起喝早茶。雷蒙就是岳婷婷的父亲，他们一家人一有空，就会到岳家村玩，所以大家早就混熟了。半年前，岳维贤两夫妇，再加上婷婷，三个人一齐从美国乘飞机，回到香港，然后加上雷蒙夫妇，两家人开一辆车，从香港回到岳家村，参加一年一度的奠祭战神岳飞大会。路上大家有说有笑，就像一家人。
事实上，在岳家村长大的人，大家感情都很好，大家都觉得，村里的人就是一家人。岳维贤有十多年没有回老家了。这次回到岳家村，看到很多老朋友，顿时感动得热泪盈眶，岳维贤还即席挥毫，写下一首七绝：
幼时嘻戏东江畔，
长大远走心依联；
相逢童影依稀在，
豪情相拥胜当年！
雷蒙是第一次参加奠祭战神岳飞大会。大家看到他，都笑着说，这是我们岳家村的洋女婿。雷蒙是一个纯正血统的白人，但是，只要你不看他金黄色的头发，红白色的肌肤，而是只听他的口音，你一定会以为，他是一个纯正的中国人。
所以，岳维贤与雷蒙一见面，一喝起茅台，俩人就无拘无束地谈起来了。
“最近香港发生了一件大事！”雷蒙用标准的普通话说道。
“这个我知道，深圳最近再次提高了最低工资水平，在新的标准下，深圳的最低工资，已经超过香港了，但房价只有香港的一半。香港肯定受到震憾吧？”岳维贤回应道。
“中国改革开放以来，深港两地关系，可以用仓海桑田来形容呀！”雷蒙说道：“八十年代，我还是一个小孩子，父母带我来深圳玩的时候，我父母告诉我，深圳的企业，都是香港人坐在办公室里，从事销售、计划、会计、工程等职业，大陆人则在生产线上打工。到了九十年代，我再次来到深圳时，发现企业不管在生产线还是在办公室，都是大陆人的在干活，香港人则作为部门主管，在管理大陆人。到了二十一世纪，深圳的企业只有老板是香港人，企业上上下下，都变成大陆人了。到了二零零八年金融危机暴发后，深圳的企业，连老板也变成大陆人，香港人反而为大陆人打工了。”
“说得没错，不但是深圳，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速度，也是沧海桑田呀！”岳维贤附和道：“但是，香港就这样，沉沦下去吗？”
“这是没有办法的事。”雷蒙说道：“香港最大的问题，就是年轻人没有出路。为什么没有出路，我说一个段子，你听一听深港两地年轻人的对话，你就知道了。”
香港年轻人：“我一直失业，找不到工作。”
深圳年轻人：“我最近也失业了，但我去创业了。”
香港年轻人：“我也很想创业，但启动资金不够呀！”
深圳年轻人：“我也没有钱，但我找风投来投资，如果我的项目将来在深圳股市上市，风投就赚大钱了。风投做四五十个投资项目，只要有一个成功上市，风投总体上就能赚钱。”
香港年轻人：“我们香港也有股市，但老千股太多了，大家只敢投大企业，没有人敢投小企业呀。所以小企业很难上市，风投没有钱赚。”
深圳年轻人：“那为什么不立法，杜绝老千股呢？”
香港年轻人：“我靠，为什么九七前可以出千，九七后就不能出千？这是侵犯了我们香港人的民主自由人权呀！我们香港的年轻人，就要誓死要捍卫我们香港的核心价值。你这个独裁专制下的可怜虫，竟然要我们高贵的香港学你们？给我滚！！！”
“香港为什么会是这样的？”岳维贤很不理解。
“我当初也不知道。”雷蒙说道：“但我在香港住了好几年之后，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。香港的真正统治者，不是香港政府，而是香港媒体内，由媒体老板、大编辑和大记者组成的一个极小的小圈子。他们通过媒体，包括官办的媒体和私营的媒体，将垃圾信息传播到每一个角落，对香港人进行全方位的洗脑，他们爱捧谁就捧谁，爱骂谁就骂谁，完全不受约束。这帮人操纵香港民意，然后通过民意左右着政府决策，但对决策的结果，却不承担任何责任。对于这个小圈子而言，越民主越自由就越好，这样媒体的权力就越大，就越不受制约。在这帮人的统治下，香港不衰退才怪呢！香港的年轻人，自小就是在媒体洗脑之下长大的，他们大多数人，当然难有正确的认识了。”
“哈哈！原来如此。怪不得全世界的媒体，都将民主视为神圣之物，都将民主捧上天，原来是有私心的。事实就是，一旦搞了民主，那么媒体就是造王者，媒体老板就是太上皇，因为媒体决定谁能在公众面前暴光，也能决定谁，只能默默无闻，无法让公众听到自己的声音。媒体还能决定那些话题成为热门，那些题话不能见诸公众。这才是隐藏在民主背后的最大真相呀！”岳维贤笑着回应道。
“你说得没错。香港绝大多数媒体，一提到大陆，总是给读者一个很贫穷很落后的印象，这就是媒体设定议题的能力。”雷蒙继续说道：“香港及四小龙，在七十年代初，还是欠发达地区。之所以能发展起来，是因为尼克松访华之后，东亚地区提前结束冷战，四小龙提前享受了和平红利，大量资金涌入这些地区，才获得超水平的发展速度。当冷战完全结束，中国完全改革开放之后，四小龙的优势地位尽失，好运气走到尽头了。这时候，四小龙如果还不自强，还以为好运气会到来，那只是自欺欺人吧了。”雷蒙说道。
岳维贤点头赞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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